原標題：“明道”之學
作者：劉復生
來源：《光亮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六月廿七日丁卯
耶穌2019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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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
學人小傳
蒙文通（1894—1968）生于四川1對1教學省鹽亭縣石牛廟楊家溝，名爾達，字文通，以字行。1906年隨任成都府學傳授的伯父到成都讀書，后進進剛成立的四川國學院跟隨經共享空間學年夜師廖平、劉師培等學習。1927年后，先后任成都年夜學、中心年夜學、河南年夜學、北京年夜學等校傳授。1937年任四川年夜學、內遷之東北年夜學、華西年夜學等校傳授。1941年出任四川省圖書館館長。1957年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交流討所研討員。著作宏豐，經師長教師哲嗣蒙默傳授約二十年盡力，《蒙文通選集》于小樹屋2015年由巴蜀書社出書，文集以類分卷，分別為儒學、諸子、史學、古史、古禮、古族、古地、道教、別集等九卷，共三百多萬字。
1923年，偏癱中的經今文學年夜師廖平師長教師在看了蒙文通轉呈的一篇文章后，不由左書贊道：“蒙文通文如桶底脫，信服信服，將來必成大師。”
蒙文通師長教師沒有辜負乃師的期許。在此后四十多年的治學教學場地生活中，他以廣博高深聞名于世，在先秦兩漢的經學及諸子學，晚周、六朝、兩宋史學，佛學中的禪學和新羅學，道家和道教學，宋明理學，古地輿學，現代平易近族史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凡成績。此中，許多篇章已成為20世紀學術領域的不朽之作。
蕭萐父師長教師曾言：蒙文通是“二十世紀中國卓爾不群的國學年夜師、國史專家”，這長短常貼切的。這里僅對蒙師長教師的經史之學作一簡單的介紹。
經學發微
經學是清代學術的主流，有“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的爭論，前者解經多詳訓詁章句與典章軌制，后者則重微言年夜義及通經致用。蒙師長教師早年在四川國學館就讀，那里年夜師云集，經今文學家廖平、經古文學家劉師培及兼會通今古的吳之英并在講席，持各有故，言各成理，促使他在諸師紛紜異說中長期思慮。
自1915年發表處女作《孔氏古文說》起，蒙師長教師的經學研討長達50余年。師長教師從廖平師學，受其影響，但不盲從，治經而不泥經。1922年，他撰成《近二十年來漢學之平議》（《經學導言》），觀點頗異舊說，縱論了今學、古學、魯學、齊學、晉學、王伯及諸子。師長教師說這是他“本身的意見”。
1923年，蒙師長教師“南走吳越，博求幽異，期觀同光以來經學之流變，而戎馬生郊，故老潛遁瑜伽場地，群兇塞路，講論奚由”。他發現，原為經學重鎮的江浙地區，學風已然年夜變。
1928年后，蒙師長教師回任經席時，不由感嘆道：“友朋雲集，講習無人。顧視庭柯，婆娑猶昔，而勝會不常，能不使人愴然以悲、惕然以懼。作而嘆曰：師門之旨將息于斯乎？抑光年夜亦于斯乎？”師長教師覺得本身身上的重擔，隨即有《經學抉原》等系列名篇相繼問世。
蒙師長教師治經，認為主要的是要做“明道”的學問，明注、明傳、明經三者只能算作是經學中的一個步驟。他批評清代經師的支離破裂而不知“經”為何物，也不滿足于乃師劉師培止于對漢儒經師“家法”和“條例”的重視，甚至不滿足于廖平共享會議室師折衷“三傳”來講《年齡》。
《經學抉原》共十篇，上溯博士今文之義，下推梁趙古文之義，厘清了兩漢經學中長期紛擾不明的問題，體現了“明道”這一治經的最高境界。“若是只能講些六經義例，只做些舞蹈場地道問學的工夫，而把明庶物、察人倫、致廣年夜、盡精微等一段尊德性的事都放置一邊，這也還是未到頂上的一層。”
廖平師長教師于1932年往世，蒙師長教師當年撰三文紀念恩師，對經今古文學的發展脈絡進行了梳理，且針砭學界時弊，擲地有聲。此中，《井研廖季平師與近代今文學》一文對“廖康公案”作了平議，認為廖平與康有為皆近代今文學大師，各有淵源，然康氏《新學偽經考》不克不及謂非受影響于廖氏，但不得以康氏之言概廖氏之學。《廖季平師長教師與清代漢學》一文則批評清人言學愛堆砌典故，或治大道末枝，稱頌廖平得周秦學術之真，以《王制》為今文學禮制的綱領，停息了“古今”之爭，充足確定廖平“度越前賢”的功績。
蒙師長教師早年論及秦漢之際持今文經學的“新儒家”，認為已與維護世卿軌制之孔孟“舊儒家”有很年夜差別，不正視今文學家的政治、哲學思惟，只看到陰陽五行等概況現象，是丟了西瓜抓了芝麻。
秦漢“新儒家”抱“經世之志”，講萬平易近一概同等的“一王年夜法”之幻想社會，講井田、學校、封禪、巡狩、明堂等。井田以共享空間均貧富，學校（辟雍）以排世族，封禪以選皇帝，巡狩以黜諸侯，明堂以議國政等，均是幻想的依靠。蒙師長教師進而剖析這一思惟變化的動因，認為自戰國以來平民之士突起而居卿相，與世族貴勢發生沖突，《公羊》托《年齡》而譏世卿反應了這種變化。“新儒家”之幻想社會，則托之于人人同等的井田。
蒙師長教師說：“文獻記載上的井田軌制，本來就有兩種，一種是歷史上確實存在過的，一種是學者們所幻想的，前者是階級嚴酷的不服等軌制，后者是人人同等的幻想軌制。”他進而認為，“漢以下說的都是幻想的井田，天然無怪乎大師稱頌什一之政”，歷史上地盤牴觸尖銳之時，多有復井田的聲音，這一見解為我們找到了一把解開井田之謎的鑰匙。
蒙師長教師暮年著《孔子和今文學》，對漢代今文學家的思惟作了進一個步驟論述，提醒了戰國早期到漢初的儒家思惟所發生的宏大變化，是對儒學史教學場地研討的絕年夜貢獻，無論對中國的思惟學術史，或社會政治史，都具有劃時代的創新意義。
于是有學者認為，蒙師長教師論今文家，強調《齊詩》家和《京房易傳》的“反動論”，“具有思惟史的意義”；又謂師長教師論今文之“一王年夜法”乃萬平易近一概之同等軌制，是遭到“五四”反動精力氣息沾染的結果（劉小楓語）。若此論不差，則見學問之長進不僅需“荒個人空間江野老素心培養”，也必為時代思潮激蕩的產物。
20世紀40年月，蒙師長教師集二十多年之撰述出書了名世之作《儒學五論》。此中，《本論》五篇論儒學之精義及其構成發展，特別是其哲學思惟和政治思惟之發展；《廣論》四瑜伽場地篇為儒學與中國二千年歷史之內在聯系，論及周代之商業、秦代之社會、漢代之經濟舞蹈教室政策、宋明之社會設計。“立論頗恢奇，遠超越普通經學的今古門戶之見。不守藩籬，獨樹一幟言”（蕭箑父語）。
蒙師長教師暮年努力于理學的研討，曾言“自得之深者厥唯理學”，他1937年發表《儒家哲學思惟之發展·后論》，已對理氣問題展開了討論。師長教師暮年著有《理學札記》，對性理氣等更有深刻的思慮，它“殊非普通讀書札記，乃深究宋明理學諸家，含英咀華而別具慧解之作”（蕭萐父語），是師長教師理學思惟的結晶。
佛學年夜師歐陽竟無作《中庸傳》，寄蒙師長教師時曾說，“唯我文通始足與談”。熊十力稱師長教師為“二三良知中之最”，恰是思惟家之間相契之語。實際上，儒學、經學、理學討論的都是儒學問題，只不過側重有所分歧，所以說，師長教師自始至終都沒有舍棄對儒家經典的研討。
由經進史
蒙師長教師出生經學，后來成為史學大師，故論師長教師有“由經進史”之說。受廖平師的啟發，1927年，他撰成名作《古史甄微》，提醒了“三皇五帝”體系的構成和演變，破舊說一系相存之謬。師長教師指出，此三五體系乃戰國晚起之說，諸傳說帝王不過為上古各長其平易近的部落豪酋演變塑造而成。中國上古平易近族可分為江漢、海岱、河洛三系，不單分布地區分歧，其生涯與文明亦異，古史傳說也有很年夜差異。
蒙師長教師進而論夏商周三代的興替，以及三代文明之異同與統緒，不單把紛繁糾結的上古史理出了一個頭緒，更使千百年來許多爭訟未決的問題豁但是通，開創了我國地區文明研討之先河。
這一年，蒙師長教師任教于成都年夜學（四川年夜學前身），1932年任教于河南年夜學，其后又相繼任教于北京年夜學、河北男子師范學院、天津年夜學等校，這段時間，是他研討周秦時代南方平易近族演變的壯盛時期。
在顧頡剛師長教師的“敦促”下，蒙師長1對1教學教師陸續寫成《犬戎東侵考》《秦為戎族考》《赤狄、白狄東侵考》《現代平易近族遷徙考》《東夷之盛衰與移徙》諸文，從空間上追溯平易近族遷徙流動之跡，從時間上洞察前后統一族稱遮蔽之下的分歧族群，進而觀其平易近族融會之勢，從中發現與先秦各學術門戶之間有著不成朋分的內在聯系，惹起國內外學界對周秦平易近族的關注和爭論。
從平易近族興替之跡中，發現文明學術的變遷，這是蒙師長教師平易近族史研討中的一年夜貢獻和特點。
其時日寇殘虐，七八年間，文稿隨蒙師長教師船車南北，足見他對這一研討很是珍視。后來諸篇合為《周秦少數平易近族研討》一書，1958年出書，再次惹起學界的熱烈反響。
1937年年末，蒙師長教師回到蜀中，任教于四川年夜學等校，兼任四川省圖書館館長等職。師長教師暮年對南邊平易近族史特別關注，縱論巴蜀古史，對于巴與蜀的關系、巴蜀古平易近族、巴蜀的經濟變遷等問題，均發微見著，令人觀止。他提醒了漢唐間蜀境平易近族的變動，明辨進蜀“獠人”與賨人（亦稱“獠”）之別，最具卓見。
《越史叢考》是蒙師長教師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論著，答覆了南邊平易近族史上的一個主要問題。越南史家陶維英稱：“年齡戰國以前，當別的一個富家（漢族）占據著黃河道域的時候，而越族卻占據著揚子江以南整個地區”，《越史叢考》則析楚、越領域，辨楚、越同祖之謬，明陶氏之舛謬于全國。師長教師對古史所載“百越”諸平易近族作了具體剖析，提醒出他們各自分歧的文明特征和變遷史跡，把南邊平易近族史的研討推私密空間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值得留意的是，《越史叢考》是在那場大難中晝系“牛棚”、夜歸伏案下完成的，書中“始終貫串著愛國主義精力”（李一氓語），被公認為是20世紀有關中國南邊平易近族研討的最主要結果之一。
蒙師長教師因研討古史而進行了大批的古地輿考證，但他并不是單純地考核地輿沿革，其著重點仍在于察古今歷史演變之跡。師長教師以《周書·職方》較《禹貢》，洞悉“漢族開拓之情”；師長教師觀生物古今之變，發現現代黃河道域的氣候優于長江流域，提出“文明之興”與物候變化不成朋分的關系。
在治古水地之學中，蒙師長教師發現《水經注》疑誤甚多，提出當以治經之法以治古地學。這已經超越了單純歷史地輿學范疇，開拓了歷史地輿研討的新標的目的，在“酈學”研討中別具新意。
蒙師長教師對《山海經》的研討也獨樹一幟。20世紀以來，一些學者留意到這部“奇書”對于上古史研討有主要的學術價值。而師長教師的研討具有典範意義，他“把該書提到古史研討的適當的位置上”（羅志田語小樹屋），考核它產生的“時代”和“地區”，特別留意到該書“把古巴、蜀、荊楚之地都作為‘全國之中’來對待”的意義，認為這表白《山海經》極“能夠是巴、蜀地區所流傳的代表巴蜀文明的典籍”。古來關于昆侖的傳說神話良多，師長教師指出：“有神話焉，不盡為神話也。”了了前人言蜀或昆侖為“全國之中”的時代和語境，可知以神話為史實或全然視之為虛妄，皆有掉于偏。
蒙師長教師認為，中國史學以晚周、六朝、兩宋為盛，恰是中國“思惟廓落之會”時期。自20世紀30年月起，他陸續撰成《中國史學史》的主體部門，對此三個時期作了重點論述。
《中國史學史》著重闡述了史學思惟、史學方式及其與時代各種學術思惟的關系，側重于史學發展的歷史和歷史哲學。在書中，師長教師倡導以“觀子之法觀史”“以治諸子之法治史”，如他所說：“講論學術思惟，既要看到其時代精力，也要看到其學脈淵源，孤登時提出幾個人來講，就看不出學術的來源，就顯得忽然。”這是“第一部史學發展史，第一部把史學發展置于現代學術思惟這一廣闊領域里進行考核的史學史，是一部沒有先例的主要創舉”（酈家駒語）。
蒙師長教師是20世紀中國宋史研討當之無愧的開創者之一，并于20世紀30年月在北年夜首開“宋史專題研討”課程。在此前后，他對唐宋之際的社會變革、宋代的商品經濟、宋代史學、南宋和戰等問題都發表了出色的見解。
唐宋學術的新舊之變很早就遭到蒙師長教師的關注，“及至宋仁宗慶歷以后，新學才走向勃然興盛的坦途，于是無論朝野都是新學的全國了”，成舞蹈場地為不刊之論。在對王安石變法的評價呈現一邊倒的時候，師長教師撰著長文《北宋變法論稿》，提出要實事求是地評價王安石的變法活動，應該留意變法辦法帶來的后果。論稿由于“分歧時宜”長期未得發表，但是卻不脛而走，惹起很年夜關注，突顯了師長教師治學求真的可貴精力，后于1999年隨文集才正式刊布。
治學要義
蒙師長教師出經進史，他若何對待經史關系呢？
清末改制，科舉衰而學校興，受東方學科分類的影響，術業專攻，經學套不上任何一科，“自願”分而為數科，《易》進哲學，《詩》進文學，《尚書》《年齡》《禮》進史學。蒙師長教師對此頗為不屑。他抨斥“妄以東方學術之分類”來犧牲中國學術，“而不顧經學在平易近族文明中之宏大氣力、宏大成績”。
“經學為中國平易近族無上之法典，思惟與行為、政治與風習，皆不克不及出其軌范。”蒙師長教瑜伽場地師認為：“經學便是經學，本為一整體，自有其對象，非史、非哲、非文，集現代文明之年夜成，為后來文明之先導者也。”在師長教師看來，“經”不是屬于哪一科的問題，經學集現代文明之年夜成，與普通所說的“國學”，或“中國文明”附近，自有其發展脈絡，須仔細辨認1對1教學。
舞蹈教室蒙師長教師剖析認為，古文經學所據為“有周之舊典”，是為史學，而秦漢“新儒者”的今文經學則是對社會的幻想設計，不克不及簡單地看作是歷史。在這個意義上，師長講座場地教師并不贊同“六經皆史”之說。吳天墀師長教師說：“蒙師長教師是把治經方式和結果引進史學，使經史貫通，相得益彰。”讀蒙師長教師書，必定會對此有真實的感觸感染。
蒙師長教師倡導中外歷史的比較研討，認為這是一個主要的方式。其成名作《古史甄微瑜伽教室》就是在中西歷史的比較中獲得啟發，結合我國古史傳說，提出了中國現代平易近族可以分為三系。從東方史猜中得出的“東方歷史法則”不克不及視之為“世界法則”，師長教師批評那種“以能襲東方之陳言為名高”的學術傾向。他論述漢代經濟思惟，以為沿周秦均富與重農抑商之政，爭論尤為劇烈。儒者抑富之說，影響及于后世政治，“重農抑商遂為中國歷史上最基礎之國策”，至清末猶然。儒家均富，故而“節制資本亦遂為中國長期傳統之政策”，構成中國“獨特之歷史”，這與他國分歧。
柳詒徵師長教師屢次談及蒙師共享空間長教師的考據超過清人。但師長教師認為，假如以考據治史，難免支離破裂，他贊揚american學者班茲的《新史學與社會科學》（中小樹屋譯本1933年出書，近年有新版），認為“比之只知以考據為史學者高超多了”。考據是東西學問，經、史都用得著，考據自己不是經學或史學，不克不及為考證而考證，考據應該有更巨大義旨，這實際上是對乾嘉考據之風提出了批評，與治經要做“明道”的學問才算高超的思惟是分歧的。
翻開蒙師長教師的經史宏論，莫不在精細的考辨中得出主要結論，故而共享會議室有很強的說服力。師長教師非常重視對史料的辨析，他說：“自三古以還，百家間作，或異名講座場地而同實，或異實而同名。必先通其意，明其變，不滯于言，有以知異非異，同非同，然后能異所異而同所同。”詮釋與原義不克不及同等，隨著世事的變易，言辭愈家教益繁滋，與底本之義愈發歧淆，主要的是要清楚“變”與“義”的關系，治學者不成失慎之。當代學者重視文本語境和建構理論剖析，仿佛似之。重溫師長教師的這一段話，再次感觸感染到了其在治史方式論上所具有的恒久價值。
蒙師長教師引孟子“觀水有術，必觀其瀾”一語以言治史，認為“須從波瀾壯闊處著眼”，“掌握歷史的變化處，才幹把歷史發展說個大要”。又言：“事不孤起，必有其鄰”，認為同時代之事，決不會孤立發生，必有其“一貫而不成分離者”。師長教師說：“文明的變化，不是孤立的，經常不局限于某一領域，是以必須從經、史、文學各個方面來考核，並且經常還同經濟基礎的變化相聯系”。猶如讀書，需求“前后擺佈之書比較研讀”才會收到好的後果。一橫一縱，故而師長教師論學，往往高高在上。
蒙師長教師在1935年評劉鑒泉《學史散篇》一文中提出：“中國學術，自建安、正始而還，天寶、年夜歷而還，正德、嘉靖而還，并晚周為四年夜變局，皆力摧舊說，別啟新途。”此語巨大而深刻。
20世紀50年月，蒙師長教師發現中國學術演變的四階段竟與農業生產力發展的四階段、賦役軌制演變的四階段“親密合適”。他提出：“其余如選舉軌制，也由漢的郡國貢舉，一變而為六朝的中正九品，再變而為唐的考試軌制。又如府兵，也由漢的寓兵于農，一變而為六朝的兵戶（唐初府兵），再變而為晚唐的募兵。也都頗能和農業發展的階段相共同。應當認為這些現象都絕不是偶爾的，都應有其必定的內在聯系的。”但以賦役軌制和國平易近經濟的關系最為親密，故特作為重點討論，遂有八萬言論文《中國歷代農產品的擴年夜和賦役軌制及學術思惟的演變》的撰述。文章打破王朝體系，考核了中國二千年來生產力、生產關系及上層建筑、意識形態演變之跡，是一篇體現深摯兼發揮“明變”觀點的力作。
蒙師長教師“通觀達識，明其流變”的史學思惟眾所周知，也影響了一代學人。師長教師說：“必須通觀，才幹看得清歷史脈絡，故必須搞通史。”又指出：“學之必明其變，而義則必極其精。”師長教師的研討，則將問題與社會、文明結合起來，融會貫通，尋繹出其間的有機聯系，這恰是他歷史研討的一年夜特點。
隨著20世紀我國現代史學的突起和傳統經學的邊緣化，蒙師長教師由經進史，成為那個學術轉型時代最富代表性的學者之一。
作者簡介：
劉復生，1977年考進四川年夜學歷史系本科，先后獲學士（歷史學專業）、碩士（平易近族史專業）、博士學位（中國現代史專業），師從蒙默傳授和吳天墀傳授，1985年留校任教，現任傳授、博導。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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